成为自由媒体人这一年，我过得还好么？

39岁那年，自由距离卡塔尔世界杯开赛还剩三个月，媒体张楠“退休”了。人年

张楠是还好某互联网大厂的体育记者，裁员消息传来时，自由恰好是媒体她在这里供职的第15个年头。就在那之前的人年几个月，她刚刚带领着20多人的还好团队从北京冬奥闭环里出来，在家门口出了职业生涯中最长、自由也是媒体最近的一次差，整整两个月。人年那时，还好团队中的自由所有人都没想到，几个月后，媒体大家要就彼此说再见了。人年

离职已经过去一年，这一年，张楠没有放下她热爱的体育，她成为了一名自由媒体人，依然会去前方，依然报道着她所看到、听到、采访到的消息，区别是平台变了，并且每一次出差前要先核算成本，要么自己承担费用，要么自己寻找合作。

张楠说，她虽然不是记者了，但她还是想当个记录者，就像一位同行对她说的：“无论环境如何，有些新闻本质的东西是不会变的。”

以下为张楠的讲述。

过去这两年，经济的下滑、行业萎缩，很多人都经历过前一天还要“起高楼”，第二天“楼就塌了”的事情。“退休”消息传来前，我没有任何的心理准备，我只是清楚地知道，我不想说再见。

那时距离卡塔尔世界杯开赛只有三个月了。

我去了世界杯，这一次，没有单位给我报销差旅。

在卡塔尔世界杯上，我们曾经驻西班牙的通讯员张谦有一天回公寓兴奋地告诉我，她在赛场上见到了一位70多岁的西班牙资深记者，也是国际体育记者协会的副主席。她很奇怪到了这个年龄，为什么不选择退休，而是跑来赛场。

老人告诉她，做了一辈子体育记者，似乎每几年自己的生物钟就会提醒他，该去世界杯了。于是在这样的生物钟驱使下，他来到了卡塔尔，尽管他什么都不用写，也不用采访，只是为了遵循一种几十年养成的习惯。

作为一个体育人，那些赛事已经成为了我们的生物钟——每四年的世界杯、奥运会、冬奥会、亚运会；各种单项赛事的世锦赛、足球的洲际比赛等等。如果有一天发现我是在电视机前观看的这些已经进入生物钟的比赛，可能自己会觉得一切都紊乱了。

从离职的绝望到充满希望，我几乎是无缝连接，很快就规划好了自己的未来。感谢平台过去曾经赐予我的经验，也感谢在国际上对于体育记者都有着足够的尊重，我走上了自由媒体人这条路。

说这条路艰辛，但凭借多年前方的经验，在单项协会依然得到了认可，可以作为持证记者继续参与到赛事中，好像也没有很难；说这条路简单，可能也只有自己清楚当所有前方成本都要精打细算，还要不断为自己寻找赛事雇主的过程有多难。

卡塔尔世界杯是我以自由媒体人身份参与的第一次赛事，也是我在前方参与报道的第四次世界杯。当我站在揭幕战海湾球场边的一刻，我承认我还是哭了。世事变迁，我依然能站在这里，让自己有那么一点小感动。

卡塔尔世界杯决赛现场

世界杯之后，疫情过去了，我们即将回归生活的常态。我在年初再次做出了一个自己都有些佩服的决定——远走欧洲一个月，去看自己想看的比赛，去采访自己想要采访的人。

整整45天的生活，我独自走了7个国家，十几个城市。去了好久没去过的羽毛球全英公开赛；看了两场欧冠；来到散落在欧洲踢球的中国女足球员的家，了解她们的旅欧生活。我甚至还去了二十多年来一直心心念的大加那利岛，在我最爱的作家三毛家前面的海滩感受来自大西洋的海风。

去年去欧洲，在张琳艳家

大加纳利岛三毛家

我也会因为一个人拖着两个箱子被困在爱丁堡一眼望不到头的楼梯上，而欲哭无泪；因为欧洲罢工，不得不坐夜大巴一晚上从瑞士辗转到法国，再到卢森堡，只为了赶上早上的飞机飞哥本哈根完成采访。

过去这一年，我跟了7站羽毛球的比赛；完成了我的世界杯、女足世界杯、亚运会、亚洲杯第四圈现场采访大满贯；我终于站在了世界杯的赛场上，完成了直播的单边出镜连线；我看到了自己主笔的第一本跟女足有关的书；我采访了自己职业生涯第一次游泳世锦赛；时隔六年，我再次来到了田径世锦赛赛场，跟自己喜欢的项目……

去年羽毛球世锦赛

亚运会和金牌合影

女足世界杯现场采访水庆霞

这些都是曾经我以为可能实现不了的事情，在41岁“退休”后这一年，实现了。

这一年有什么困难和不开心的事情么？说没有肯定是不可能。但比起之前工作附加给自己的压力和没有意义的内卷，好像也都不算什么了。除了偶尔会因为自己精心规划剪辑了一个视频发布在社交媒体上，涨粉才只有个位数，会让我Emo一个小时。没什么烦恼能超过这个时间。

离开平台，我时常在想如何去定位自由撰稿人和自媒体，这依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自由撰稿人除了会供职于不同的平台提供内容，身份和记者无异，都是提供更多的内容信息；而自媒体则更复杂，他们有的提供有效信息，有的搬运整合信息，也有靠个人魅力撑起一片天。任何形式都有自己的存在价值和受众，我不排斥，不羡慕，因为我只想做自己想做的。优质的内容也一定会找到需求的出口，只不过是多少的问题。弱水三千，我可以享受只取一瓢的快乐。

还记得在卡塔尔的时候，我见到了认识十几年的日本体育自由撰稿家协会的主席大住良之先生，他如今也已经73岁。刚认识他的时候，他身上有着日本人特有的认真，甚至有些古板。我告诉他，我现在已经进入到他的行列，成为一个自由记者。这一年在各个赛场，见到熟悉的同行朋友，都会告诉他们我工作的变动。几乎所有人都是带着一脸惊讶，无法相信曾经很强大、注重内容的平台怎么会在一夜之间放弃了。大环境如此，受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多种多样，平台运营的压力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不可逆的。

几乎每一次的亚洲杯、世界杯我都会见到大住良之先生，在卡塔尔的时候我跟他相约一年后的2024年亚洲杯见。他说他不确定自己会来：“我最近几年身体不好，心脏一直有问题。不过，只要我还活着，我想我还是会来的。”这些年出国跟比赛机会多了，他的英语也比之前好了很多。

我当时就觉得鼻子一酸，眼前有些朦胧，互道珍重。

一年后的亚洲杯，日本队前两场小组赛都没有见到他，让我有些担心他的身体。第三场比赛前，终于在新闻中心见到他的身影。他笑着说：“你看，我还活着，所以我还是会来的。但未来，终归有一天会有年轻人来接班。”

今年年初，老公对我说：“你接下来一年把咱家房子装修好吧。”

我对他说：“不行，我没有时间。”接着，我去了卡塔尔亚洲杯。

这次亚洲杯对我带来的冲击，是我做自由媒体一年多以来最大的一次。不仅仅是因为足球市场不好，而是我在亚洲杯上看到全亚洲的足球记者都是如何工作的。韩国近几年也开始涌现很多自由撰稿人，他们每天乐此不疲地奔波在赛场里，成为了最敬业的一批记者。几乎每天都会做一场直播，尽管只是自己一个人随便找个桌子就开始聊。他们不在乎有多少人观看，只要有人从他们这里获取信息，他们就觉得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

虽然他们的内容产出比传统的日本体育撰稿人更多样，视频、直播都是主要的手段，他们依然有每天写文字的习惯。尽管没有平台愿意付稿费，他们就通过自己的blog来整理当天的采访内容，以及自己在现场的感受。

让我自己有些汗颜的是，我过去一年除了那本跟女足有关的书，几乎没怎么写过文字了。“无论环境如何，有些新闻本质的东西是不会变的。”这是韩国记者洪在民告诉我的。尽管，在亚洲杯他和同行拼的民宿，为了节省开销，经常要吃泡面。但他依然为自己产出的内容，让更多的人看到而开心。

每一天都为自己而活，去享受比赛，去让别人更快更近的感受比赛带给我们的快乐，用自己的方式去传达赛场里的信息，这或许就是继续将比赛刻在我们生物钟上的意义吧！